盲春秋

代序　長安來信
第一卷　木樨地
第二卷　午門以深
第三卷　我在地上的父
第四卷　俊僕
第五卷　闖入者
第六卷　櫃裡乾坤
第七卷　李自成
第八卷　吳三桂
第九卷　春月
附錄：另一卷　帶刀的素王
附錄：另二卷　二十七個逃亡的人
代跋　自無定河

代序：長安來信

何先生：

　　您收到的這封長安來信，並非來自兩千年以前，而是來自七千英里之外：我即長安。

　　確切地說，我是一個地道的美國人：Stephen King，漢語一般譯為斯蒂芬．金，但作為漢學家，更喜歡別人稱呼我的中文名字──宇文長安。我目前任教於紐波特大學歷史系，學術方向為漢唐的蠶桑業及其輸出。如您所知，長安是漢唐的偉大都城。我曾兩次造訪長安故地，時令均在寒露前後，所謂「秋風吹渭水，落葉下長安」，心情是百感交集的。當我說出「我愛長安」時，請您不要誤會，這絕非病態的自戀，正相反，是對無法重現的美好年代的緬懷，「長安」是那個年代中的絕色。

　　我和中國淵源極深，甚至早於負笈哈佛東亞文化研究所的歲月。從廣泛的譜系上說，現主持哈佛東亞所的孔飛力博士是我的同門師兄，他研究乾隆朝妖術大恐慌的力作《叫魂》，在漢學界卓有影響，還很可能在中國翻譯出版。相比之下，我著作寥寥，不敢以「述而不作」自我辯解，實在是生性懈怠，頗近清末之旗人，常以茶、酒自娛，佐以中國古典詩詞，在風月中快哉。三年前我決意撰寫論文〈蜀錦考〉，查找的文獻厚可盈尺（抑或三尺），奈何庸碌度日、蹉跎時光，迄今未能完成其中一半。先師墳草數青，墓木已拱，我每念及愧對師門，總汗顏無以自容。師兄諸人視我既「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卻又不忍痛責，只能溫言相勸，漢學博大精深，如燦燦寶山，汝已在赴寶山途中，切莫空手而回，云云。種種教誨，使我感動之餘，數度下了決心，終究是要寫完〈蜀錦考〉。但是，建議我不揣冒昧給身居錦官城的您寫信的，卻是我的女友，她姓唐，芳名歡君，——而且，這封信與我的論文並沒有關係。

　　歡君籍貫重慶沙坪壩，出身中醫世家，1989年從四川大學哲學系退學後赴美，打工之餘，不倦於旅行、求學。有一年夏天我去大峽谷旅行，旅途中暑，上吐下瀉，躺在汽車旅館奄奄一息。有個陌生女孩給我扎了針，那些可怕的、有靈性的針，銀光閃閃，刺破我的肚子，快意無比，讓我感覺撈回了一條命。這個女孩即是歡君。我們的志趣相距甚遠，卻相談甚歡，遂攜手而回。她現為紐波特哲學博士候選人，攻叔本華和尼采。今年春節她回重慶省親，順道去成都的母校拜訪師友，在歷史系彭邦本教授——您的老同學——家作客時，偶然翻到您惠贈他的小說集《宣和以遠》，對其中描寫李清照南渡的一部中篇，印象頗深。返美後，她向我聊起您和您的作品，從而知道您從川大歷史系畢業後，在成都做過十餘年記者，後來專事小說寫作，現在是南方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的駐校作家。歡君還特意說明，她和您可稱「校友」。校友，在我看來，即意味著某種程度的信任。這一點十分重要，和我將在下文中提到的一部來歷複雜、命運多舛的手稿有關。

　　說到我的女友，請允許我多一點嘮叨：歡君雖自我預設為女哲學家，但與弗蘭納里．奧康納《善良的鄉下人》中的女哲學博士歡姐（Joy）殊無共同之處，歡姐尖酸、無趣、邋遢，而且拖著一條假肢；而歡君雖著力於悲觀之哲學，卻長於游泳、登山，性情活潑、幽默，喜俳諧、滑稽，最上癮的電影莫過於伍迪．艾倫和周星馳（私下也翻一翻拉辛和高乃依）。她不僅敦促我給您寫信，為我的中文做細緻地潤色，還提醒我在中文裡濫用「親愛的」、「尊敬的」將顯得有一點肉麻。故而，何先生，我只稱呼您為「您」。若有不敬之處，還請見諒（而責任在歡君）。

　　關於那部手稿，事情的由來是這樣的：

　　去年耶誕節前夕，我奉母命偕歡君前往葡萄牙北部，探望在群山環抱的小鎮保萊塔修道院擔任神職的舅公吉爾伯托．西芒。舅公已過九旬，個子又高又瘦，一頭紅髮，臉色蒼白，極符合中國古人對紅髮夷鬼的想像。他精通七種以上的語言，博覽群書，頗近似那種「不出門，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的智者。五歲的時候，我首次隨母拜訪他，他給我講述了一隻從石頭裡蹦出的猴子擾得天下大亂的故事，讓我聽得激動不已。後來，我知道了這就是《西遊記》，——這也是我頭一回聽說世上有「中國」。大一時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念人類學，暑期漫遊歐洲，再次見到舅公。他問我，第一個對中國發生重大影響的西方人是誰？我不假思索就回答，自然是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了。但他否定了我的回答，他說，是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依照舅公的說法，馬可．波羅對中國影響甚微，他的作用只在於喚起了西方對東方的想像；而利瑪竇則改變了中國，他帶去了上帝和數學這看似對立實則和諧的兩束光亮……舅公無力改變中國，卻改變了我，他送我一部《利瑪竇中國札記》，誘我走上了漢學之路（我多次懷疑，這是否是一條歧路）。

　　後來，我在舊金山唐人街的古董店閒逛時，發現了一卷裝在檀木匣中的紙卷。紙是宣紙，西方人稱為稻米紙，原本鮮潤的米漿色已經黯淡了，寫在紙上的字卻還是娟秀嫵媚的，如一個個羞澀的處子。那時候，我認識的漢字還不多，只能依稀感覺到，這是一封從明代皇宮中偷偷寄出的信，寫滿了思念、憂傷和疑惑……信末有一小塊暗紅的印記，起初我以為是印章，卻沒有發現印文。我請教店老闆，他說，是寫信人刺血按下的手印。從那以後，一直到現在，我只要一聽人說起「明代」，眼前浮現出來的，首先就是這一小塊胎記一樣的血跡。這卷書信標價太高，我買不起，然而，它卻成了我和明代相遇的開始。

　　這一次重返保萊塔，舅公和我都明白，我們沒有機會再見面了，他老而又老，看起來就像是一尊石雕。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形象則接近於不朽。由於歡君的出現，使我們的交談多了若干樂趣，也自然談到了許多有關中國的事情。後來，他向我們贈送了這一部手稿。

　　確切地說，這不是一部手稿，而是一藤箱業已泛黃的紙頁，寫滿了密密麻麻的蝌蚪文、象形文、奇怪的符號和圖案，夾雜著數不清的注疏與考辯，它們淹沒意義的主體，就像雜亂的林木淹沒了河谷：它幾乎無法被閱讀。但對它的來歷，舅公做過細緻考證，以及多種推測，使對它的敘述有了比較清晰的脈絡：

　　一七六五年十月，一個在北京宣武門南教堂供職的義大利傳教士托蒂．皮耶羅，獲得南巡歸來的皇帝恩准後，在北運河的終點大通橋碼頭登船，啟航返國。彼時的運河兩岸，槐樹成林，落葉紛飛，送行的人中，有一個高鼻深目的顫巍巍老者，即皮耶羅在華的最著名同胞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郎世寧親手送上了餞行的禮物：一竹籃的桂花糕。桂花糕金黃酥軟，宛如把整個北京的秋色都盛放在了籃中。皮耶羅隨即經北、南大運河，出杭州灣駛入東海，在澳門短暫停留後，開始返回祖國的漫長航程。──這一年在手稿上記載明確，如您所知，即乾隆30年，歲在乙酉，恰逢盛世。然而，老皮耶羅已年過花甲，看到了盛世後的淒涼；還有鄉愁纏綿（鄉愁是無需理由的），他於是隻身辭別了。籃子裡的桂花糕作為茶點和鄉誼的象徵，雖然不忍，但還是在三天之後吃完了：──籃子底部，露出了用絹帛包住的這部手稿；確切地說，是這部手稿的原始中文本。

　　次年，郎世寧作為備受恩寵的宮廷畫家，在北京去世，享年78歲。乾隆皇帝追封他從二品侍郎銜，厚葬於阜成門外滕公柵欄傳教士墓地。和他同在一處為伴的，有青草中的蛐蛐兒，他沒有說出的祕密，以及1610年即萬曆38年去世的利瑪竇。──這件事情，對尚在大海中展閱神祕手稿的托蒂．皮耶羅來說，永遠都不會知曉了。

　　手稿篇幅龐雜，內容詭譎，牽扯到這個世界上最大帝國四代皇帝、無數人的命運。托蒂．皮耶羅神父在長達一年，也許比一年更長的旅途中，把手稿翻譯成了拉丁文和義大利文。船在他的家鄉那不勒斯灣靠岸時，他覺得自己已快被鹹風吹成了鹹肉乾。在那不勒斯灣的小漁村，托蒂．皮耶羅神父隱居起來，以沐浴陽光和修訂這一部（其實是三部）手稿，消磨了三十餘年的時光。然而，這部手稿郎世寧從何得來，又為什麼要交由他帶出海外，托蒂．皮耶羅神父始終都弄不明白。1798年1月的某個早晨，他夢見了差不多業已遺忘的郎世寧推窗進屋，白髮披肩，兩眼迷惘，對他欲言又止……醒來後，他雙眼噙滿了淚水。隨後，他就騎著毛驢，頂了冷嗖嗖的風，去梵蒂岡朝覲了教皇庇護六世。彼時，全義大利正忙於應付拿破崙的征戰，當皮耶羅向庇護六世陳述有關中華帝國和郎世寧的事務時，教皇顯得有些心不在焉。但後來，皮耶羅還是以哆哆嗦嗦的手，呈上了這部手稿的拉丁文本。手稿被教皇接受以後，很快就束之高閣了。我有理由推論，它沒有被認真地閱讀過。因為就在該年的2月份，拿破崙的大軍攻破羅馬，俘虜了庇護六世，建立了羅馬（台伯爾）共和國。好在沒有史料表明，拿破崙清洗過教皇的私人檔案庫，這使手稿逃過了一劫。今天，如果梵蒂岡的檔案庫可以對外開放，這部手稿我們應該不難查找到：在皮耶羅神父留下的殘破札記中，記載了他給這部拉丁文手稿取的名字：「龍之祕史」。

　　手稿的中文原始本，托蒂．皮耶羅則捐獻給了佛羅倫斯的達文西博物館。中文手稿的墨蹟都寫在柔韌的宣紙上，隨情緒的起伏，時而工致似春閨婦人，時而狂亂如驚馬奔騰，神父認為，所謂書法，即東方藝術之極至。據神父的殘破札記記載，中文的手稿名共有五個字，其中一個是「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人們發現《……龍……》消失了。關於它的去向，流傳有兩種說法，一是墨索里尼為了討好希特勒，把《……龍……》作為重禮相贈，後來毀於1945年盟軍對柏林的春季大轟炸。一是盟軍占領佛羅倫斯的當天傍晚，一個穿盟軍制服、戴鋼絲邊眼鏡的上校參謀驅車來到博物館，把《……龍……》借走，從此神祕失蹤（1945年之後，盟軍在他們用槍征服的歐陸各地，又用玫瑰、殷勤，或其他意想不到的方式，領走了許多姑娘以及別的財富，其中一個漂亮的葡萄牙少女蘇姍娜，即是我的母親）。前邊兩種說法，都近於小說家言，無法查實，唯一可信的是：它的確找不到了。

　　只有托蒂．皮耶羅神父翻譯的那份義大利文手稿，以另一種方式流傳了下來。他給這份手稿取了一個簡潔而又中立的名字：「言辭」。神父在小漁村中，以《言辭》為伴，打發最後的暮年時光。1800年5月，拿破崙揮師四萬翻過阿爾卑斯山，再次向南侵入義大利全境。在這支隊伍中，有一個二十出頭的隨軍神父讓．雅克．阿諾，栗色捲髮，面容姣好，且耽於幻想，讀過《馬可．波羅遊記》，對東方抱有極大的熱情。為此，他專程趕到那不勒斯灣，拜訪了老皮耶羅。在這兩個老少神父之間，有過多次的秉燭長談。在徵得後者的同意後，阿諾用法文抄錄了《言辭》全稿，並重新給予了命名：「我父」。「我父」，是手稿的女主人翁在滔滔的言辭中，一開始就提到（並將時刻提到）的一個人，他，意味著時光的重現。抄錄工作接近完成的時候，托蒂．皮耶羅神父無疾而終。阿諾忠實地執行了老神父的遺願，按中國的習慣，將《言辭》作為紙錢，在他的墳前焚化了。托蒂．皮耶羅對讓．雅克．阿諾的影響之一，是使他脫離了軍隊，遠遠地跑到西、葡邊界葡方一側的修道院避居起來，並給自己改了一個葡萄牙名字：若澤．亞馬多。

　　何先生，我想您已經能猜出來，這個地方就是葡萄牙北方僻靜的保萊塔。

　　《我父》在保萊塔修道院被歷代神父翻閱了近兩百年。從各種意義上講，它都遠非一部聖賢之書，也和上帝的教義不相吻合，但是它非常有趣，而且不能被完全釋讀：這就構成了對閱讀者持久的挑逗，讓你欲罷不能。何況在磚石壘砌的修道院中，靜謐得能聽見黑袍和陽光擦過牆面的聲音，這兒有的是用不完的時間。如中國古人所言：「不做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每個神父都在手稿的空白處寫下了一些感想，或者猜測。由於它在語言上由中文－義大利文－法文進行了三次轉換，這就使理解產生了若干歧義。還有，母語非法語的人，則可能對某個微妙之詞，進行自己的詮釋甚而竄改。手稿的容量越來越大，不同的筆跡和心情，都在字裡行間擠壓著和膨脹著。若澤．亞馬多走得最遠，據我的舅公說，他把閱讀《我父》的感受，寫成了一部史詩《舊宮殿》。某個4月的上午，他站在平台上一邊眺望國境線北側的西班牙春色，一邊梳理自己栗色的捲髮，這時雷電猝然擊中了銅梳，他倒地死去，年僅27歲。遵照他的遺囑，《舊宮殿》至今還被鎖在地窖深處的一隻鐵匣裡，和修道院祕藏的香檳、葡萄酒為伴，不與世人分享。

　　我的舅公吉爾伯托．西芒神父，則沒有詩人氣質。相反，他的一生所為都很謹慎，凡事講究精確與邏輯。這跟他從小鍾愛數學有關。16歲時，他在不借助任何演算工具的情況下，把圓周率推到了小數點後13位，一時被半個葡萄牙誇為天才。但此後，他在圓周率上耗盡十年的心血，都未能跨過「13」。「13」，似乎讓他從中看到了某種重要的警示！震驚之餘，他終於拋下數學，披上黑袍，皈依了上帝，成為一個端莊、樸素的神父。也許可以說，他是該修道院極少數真正沒碰過女人的神職人員之一。不過，受數學的影響，他一輩子都在關注天象，那些寫在人類頭頂的神祕的點與線。我尚在兒時，他就對我說過一句難忘的話：「我們今天肉眼所見的星星，很多在萬年之前就已毀滅，我們看到的，只不過是它們穿過時間而來的餘光。」吉爾伯托．西芒神父從星空獲得的啟示，使他對一切業已消失的事物，都充滿了隱祕的熱情。在這種熱情的支配下，他把《我父》的手稿把玩和考訂了大半輩子。但是，在去年耶誕節的早晨，窗外飄著雨夾雪，他靠著壁爐，啞聲告訴我：「我基本上失敗了……我沒能廓清這部紛繁的手稿，我在紙上留下的眉批和夾註，可能還給它增添了麻煩……唯一有用的，是我推測出了它的來歷。」
舅公自己認可的這一點成果，零星地寫在七頁修道院專用信箋上，字跡如一，而墨色雜陳，看得出絕非一日之力、一年之功。我把它們略加整理，大意如下：

　　《我父》是一部口述實錄的歷史，斷斷續續撰寫於1689年，即康熙28年之晚春和盛夏，但沒有最終完成。講述人是一個瞎眼老婦，自稱和被推翻的明皇室有著祕密的血親關係，而記錄人是一個頗有抱負的青年史學家，他有一個奇怪的名字，這從文中老婦對他的調侃可以看出，他的名字如他本人一樣，意味著智謀和野心。而這個調侃也暗示出，瞎眼老婦出身高貴，有著非比尋常的驕傲和乖戾。她始終高高在上，說話信馬由韁，不合情理、不通邏輯的言辭與段落，隨處可見。但內容的主體，則還是環繞於多年前她與大明皇朝末代帝王的故事，她稱從前那個萬乘之尊為：我父。而自己的名字，她說，是：朱朱。然而，在已知的、刊布天下的明清正史、稗官野史中，迄今都還沒有找到「朱朱」這個名字；或者保守地說，即便有她這個人，卻不是她所說的這個名字，而且，還缺少有力的證據支持：這個人的確是存在過。不過，就她本人來說，她完全無視於歷史，也無視那個記錄她聲音的歷史學家——上帝，她完全就沒有視覺——她像是在黑暗中獨白。那一年的秋深後，青年史學家把記錄的手稿交給瞎眼老婦，請她（在別人或他本人的幫助下）加以審核，以便他日後整理成書。但就在這一天，她和他之間發生了一件迄今不為人知的事情，也許是一個意外的衝突，乖戾、驕傲的老婦永久性地扣下了手稿，沒有發還給這位青年，——這是導致手稿不能被最終完成的原因。

　　舅公認為，這部手稿內容龐雜，情節詭譎，如果被學術界證實，足以對一段重要的歷史構成顛覆。然而，對他這樣一輩子只服從於內心生活的人來說，學術卻又是不值一文的。舅公晚年，對手稿的真實性愈發深信不疑，理由是：他從藤箱裡隨手拾起一張紙片，都能從言辭中讀出無限的沉痛和深情。在舅公心目中，「沉痛和深情」是無法偽造的。

　　《我父》，這盛滿一藤箱的手稿，舅公傳給了我，我就像繼承了一個做不醒的夢。好在這個夢富有趣味，兼有鴉片的昏沉和芬芳，適合我這種閒逸、懶散的學者。歡君給了我不小的支援，她的樂觀、俏皮，消解了長時間研究手稿帶來的煩悶。她說：「切莫苦自己，歷史既然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嫁得出去也就可以了，像我這種沒心沒肺的傢伙，不是還有人要麼？」她回重慶省親期間，我飛到波士頓，去哈佛東亞文化研究所查閱了大量明清檔案，其中多為私家筆記，並在一些同門師兄弟的幫助下，推測出了手稿何以會在1765年的秋天，交到托蒂．皮耶羅神父的手中。──這一點，在舅公的研究中，尚是一個空白。

　　朱朱，手稿的女主人翁、講述人，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時候，她還是個少女，年齡不會超過十八歲，在紫禁城的大火之夜，她同時失去了我父和雙目的視力。一個叫德呂爾．德呂翁的傳教士（國籍不詳）拾到她，並收養了她，她在手稿中，稱他為「我的養父」。德呂翁由於精通天文學知識，在明、清兩朝，均官拜御前曆法官，在欽天監供職，這使他所受的禮遇，遠遠高於其他西方同行。他卒年不詳，如果康熙28年手稿撰寫的時候，他還活著，應該已在百歲之上了。作為瞎眼老婦的朱朱，後來也下落不明。就我所知，在歷史中不明不白失蹤的女人，給我印象深的只有兩個，一個是兩宋之交的李清照，一個就是明清換代的朱朱。這部手稿後邊的潦草附錄中暗示，由於發生了她和史學家之間那件不為人知的事情，她本來是要怒而焚稿的，但火焰的灼痛（一定還有別的什麼）讓她改變了念頭……朱朱留下的最後一個有物證的蹤跡，就是把手稿送到了她養父的一個學生H（姑且稱他為H）的家中，請他「封存」。H曾從德呂爾．德呂翁那兒學到天文學知識，得以在欽天監服務。H臨死前，又把手稿傳給了自己的學生P（也姑且稱他為P罷），但並沒有多做交代，只囑託「收起來」。這已是康熙54年之後的事情了，郎世寧已抵北京，並已經給康熙皇帝敬獻過金雞納霜，有效地治好了陛下的貴恙：瘧疾。此後，他正式在宮中畫像兼行醫。P和郎世寧成為了摯友，P對漢字和宮闈祕史都知之甚淺，就把「收起來」的手稿作為藝術品，贈送給了作為畫家的郎世寧。

　　朱朱當初把手稿交給H神父封存，封存，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她沒有說，迄今也沒有人能猜到。然而，這部手稿在輾轉過程中，還是洩露了一絲風聲，並被敏感的人捕捉了下來：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書樓的書目中，有關於明遺民的大量筆記，其中一部《燕山龍隱錄》，赫然標著「亟待搜尋」的字樣。我以為，《燕山龍隱錄》，極可能就是這部手稿本來的名稱。

　　郎世寧是繼利瑪竇之後，在華最有影響力的傳教士、藝術家和中國通。他能意識到《燕山龍隱錄》的重要性，卻看不到它可以面世的那一天。在珍藏了手稿大約四十年之後，他在行將就木之前，把手稿通過托蒂．皮耶羅神父，帶到了海外。之所以要偷偷放在盛桂花糕的籃底，我推測，是他實在不知該向皮耶羅交代什麼話。就在這持久的沉默中，《燕山龍隱錄》隨皮耶羅開始了比他的歸鄉之旅更為漫長、也更為曲折的語言、地理的大遷徙：它在時間中改頭換面，幾乎讓人無法辨析真相。

　　歡君返美後，對我研究出的這一結論頗為驚訝，連聲誇我，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幾乎讓我受寵若驚。當晚大吃大嚼她做的熱辣辣重慶火鍋時，她慨然表示，如果我有志把《我父》回譯為中文，她願意盡其所能地協助。大喜之餘，我用啤酒把自己灌醉了。但是，從法語回譯這部手稿，遠比我們所能想像的更為艱難：我在法語上下過功夫，閱讀沒有大礙（歡君也能讀讀），但畢竟不是我的母語。歡君的母語是中文，但她的歷史知識還停留在高中階段；我雖然專治中國古史，對漢語的種種奧祕，卻還只能意會、拙於言傳。我倆綁在一塊，從表面上看，自有許多優勢，我可以對著法文手稿和葡文夾註，用英文誦讀，歡君則用中文記錄，事情就這麼簡單。然而不然，為了從兩種語言（實際不止兩種）裡找到相互準確對位的詞，使我倆摳破了頭皮。語言猶如叢林，一旦身陷其中，發現處處歧路，舉步維艱。而歡君對維護漢語精確性的倔強，和我對漢學知識的自信，經常鋒芒相對，各不相讓，發展到極端，就是冷嘲熱諷，惡語相向，中美關係，時時面臨危機。為了打破僵局，——有時候會持續一天或者一週——我只好以和稀泥的方式尋求解決，而她這時也禮讓兩分，於是我們就此在一個詞語上達成並不心甘情願的妥協。暑期，為了這件自找麻煩的事情，我們甚至放棄了旅行，終於在上個星期五的晚上（後半夜），把一箱子蝌蚪文，統統變成了方塊字。

　　然而，我們還沒來得及喝杯早茶（峨眉竹葉青）來慶賀一番，就沮喪地發現，回譯出的這部手稿，每一個漢字我們都認識，但卻是無法卒讀的：它情節枝蔓叢生，細節如荒草亂長，涉及的人物不僅眾多，而且性格破碎，前後多有矛盾、牴觸，在歷史的轉捩點，常含著不合牌理、不合邏輯之突變，更有波詭雲譎、相思如灰，讓人讀得時而悲咽無語，時而又一頭霧水。這固然與瞎眼老婦恣肆汪洋（或曰信口開河）的講述方式有關，更因為它的母本也僅僅是一部未經整理、修訂的的原始文稿。加之，它在語言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轉換中，留下了不計其數的誤譯、漏譯、揣測、武斷的增添與刪節，總之，它千瘡百孔，如畫在絹帛上的一幅古代地圖，反覆被蟲咬過，又反覆被人按臆想重新編織和塗寫，最後，圖上標示的點與線就全亂了。

　　這意料之外的打擊，把我們打悶了。在長時間的無語後，還是我勉力支撐了起來。我指著桌上、地板上，堆放的一小摞一小摞書稿，啞聲說：

　　「這是帶給人無限麻煩的書。」

　　歡君哭兮兮地說：「我同意……」

　　「無限的煩惱，無限的時間。」

　　「我同意……」

　　我做了個有力的手勢，說：「讓我們把它忘了罷。」就俯身把書稿揀起來，抱到屋外的草坪上，摞起一座山。在我掏打火機的時候，歡君跟了出來，向我背誦了她喜歡的一個哲學家（我懷疑是個小說家）的一段話：「一本無限的書在燃燒時也許同樣是無限的，因而會使這個星球被煙所窒息。」她臉上沒有了淚痕，調皮地看著我。

　　我把打火機扔了。我倆都同意再給它尋找一次機會。我和她都不忍心說出那句中國俗話：

　　「死馬當活馬醫。」

　　何先生，歡君向我推薦的醫生就是您。

　　請原諒我的冒昧，因為我找不到其他人了。也請恕我直言，您也許並不是最合適的人，卻是我能夠找到的人。歡君之所以向我推薦您，是基於以下三個理由：

　　一、對校友的信任。

　　二、您受過歷史學的基本訓練。

　　三、您是一位作家，寫過李清照南渡這樣的小說，歷史/文學在您的寫作中如影隨形。歡君問過我：「讓一隻古代瓷盤的殘片重新復原為瓷盤，靠什麼？」我說：「膠水和石膏。」她說：「大錯。是想像力。」這句話，幫助我下了最後的決心。

　　何先生，現在我和歡君掌握的，就是一堆（又一堆）語言的殘片，而您手上所有的，即膠水、石膏和修復術。我誠摯地邀請您加入我們的工作，把它修復為一本可以清晰、流暢地閱讀的書。我們不指望這本書能給歷史和文學構成顛覆或某種大的貢獻，只乞盼它能夠被完成。懷胎十月就很艱辛了，而我們還一直處在難產的境遇中。您的加入，也許能把這孕育了三百年（或者更長）的老孩子，催生出來，放還於人間。

　　我和歡君都期待著您的（慷慨的）回應。

　　您誠摯的

　　宇文長安（Stephen King）　謹啟

　　佛羅里達．塞布爾角

　　紐波特大學歷史系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