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與蓬萊米：陳長慶小說集

無悔的抉擇
──寫在《將軍與蓬萊米》出版之前

再見海南島 海南島再見
將軍與蓬萊米
老毛
人民公共客車
創作記事

序

　　今年八月下旬，《中國時報》資深記者李金生先生，由《青年日報》記者楊威廉先生陪同蒞臨新市里，針對「金門特約茶室」議題專訪於我。訪問稿並分別於九月九日及十七日，在《中國時報．都會新聞版》以全版之篇幅刊出。坦白說，這段「過去」的歷史能蒙受《中時》的青睞，並由資深記者李金生先生執筆作深度報導，復又在全國性的版面刊出，他們對這段歷史的重視可見一斑。身為當年業務承辦人，以及《金門特約茶室》乙書的作者，的確與有榮焉。然而，當我看到〈為了蓬萊米少將惡整少校〉這個斗大而聳動的標題時，將軍那副色迷迷的嘴臉，隨即浮現在我腦海裡，讓我原本平靜的心湖，猶如波濤洶湧的大海，內心的激昂不言可喻。這段報導除了根據我的口述外，亦參考拙著《金門特約茶室》書中的附錄──〈沉迷侍應生美色的某將軍〉，也就是〈將軍與蓬萊米〉的濃縮版書寫而成。

　　不可否認地，〈將軍與蓬萊米〉是我一篇極其重要的短篇小說，但在結集成書時並沒有把它歸類好，以致不能凸顯這篇作品的時空背景與既有價值。即使多年後的此時，每當想起這件事，仍然讓我感到懊悔，甚至經常地思索要如何來彌補這樁憾事。於是經過再三地考慮和斟酌，我決定以它為書名，把爾時將軍醜陋的面目與德性，原原本本地呈現在鄉親與讀者們的面前，讓他們重新看看軍管時期，某些高官不欲人知的醜行醜態。並同時把之前兩篇以特約茶室為背景的作品〈再見海南島 海南島再見〉與〈老毛〉，另加上一篇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近作〈人民公共客車〉，讓它們聚集在一起，成為一本單獨的小說集。縱令它們發表的時間前後相隔十餘年，但能把它們做一個妥善的歸類，對一位正與時間競走的筆耕者來說，其紀念意義遠勝實質價值。

　　時光匆匆，在轉瞬的剎那間，無情的光陰已讓我從朝氣蓬勃的青年，變成即將回歸塵土的老年。回顧之前書寫這幾篇小說時，內心的確有太多的感慨。但隨著歲月的更迭、年華的老去，卻也激起我青年時期諸多的回憶，始有〈再見海南島 海南島再見〉這篇小說的誕生。當讀者們讀完這篇小說，勢必能領會到情為何物，以及情的可貴。但情感的衍生確乎相當微妙，非僅要兩情相悅，更要以誠相待，始能持之以恆。這不啻是亙古不變的定律，也與地域、年齡或職業沒有絕對的關聯。故此，當這篇小說在《金門日報．浯江副刊》刊載時，曾獲得許多意想不到的回響和鼓勵。即便時隔多年，仍舊讓我銘記在心。

　　眾所皆知，在戒嚴軍管時期，金門長年駐守著數萬大軍，金防部直屬的金城、明德、武揚、經武四大營區，以及太武守備區與擎天峰，更有數十顆明亮耀眼的星星在閃爍，他們美其名叫「將軍」。即便多數是身經百戰、戰功彪炳、學養俱佳的將領，但亦有少數不學無術，僅懂得逢迎拍馬求官之道的軍中敗類。如果沒有親眼目睹他們囂張跋扈的醜態，我們始終認為高官有高人一等的品格和學養。可是當他們醜陋的嘴臉暴露在我們眼前時，卻也讓我們大失所望，原來將軍亦不過爾爾。甚至我筆下那位沉迷侍應生美色的將軍，其品德和操守，簡直比大字不識一個的老粗還不如。

　　回想當年，政戰部所有官兵幾乎都看好留學德國、學養俱佳的王副主任會晉升少將。可是元旦到台北授階的竟是此君，除了跌破眾人的眼鏡，也讓我們徹底地瞭解到卑劣而令人不敢苟同的官場文化，與此時鬧得沸沸揚揚卻查無「事證」的賣官案又有何差別？但是，吉人自有天相，惡人則會遭受天譴。翌年，王副主任除了晉升少將，並調至國安單位擔任要職，其仕途可謂如日中天；而此君不久即被解甲，其原由並非屆齡退伍，而是與酒和女人脫不了干係。縱使我無意揭露將軍醜陋的面目，亦不該把長官的醜行醜態記錄在文學作品裡。然而，爾時所發生的種種事事則歷歷在目，每逢想起，無不在我心中激盪。那時，一提起將軍的尊姓大名或綽號，幾乎無人不知、沒人不曉。唯一不知其醜行者，或許只有他自己。因為他非僅目中無人，亦從不正眼看人，故而也就疏於照照鏡子，看看自己那副不可一世的德性，以及人人欲誅之的豬哥相！

　　仔細地想想，將軍所作所為，以及他的品格和修養，確實不值得我們尊敬。可是，軍人素以服從為天職，即便我是聘員，亦不例外。無論將軍的人品有多麼地卑劣，或是動輒要屬下立正站好聽其訓話，個個莫不屈服於他的淫威而忍氣吞聲敢怒不敢言。儘管其惡行惡狀以及令人不齒的豬哥相上級長官已有耳聞，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不思檢討，更不把長官的勸導當一回事。終究，歹路走多總會撞見鬼，當三杯黃湯下肚而忘了自己是誰、再次伸出令人不齒的鹹豬手時，終於踢到鐵板。其惡貫滿盈的下場，教人不勝唏噓。這不僅是他罪有應得，也是咎由自取，拍手稱慶的部屬簡直不可勝數，並非只有我一人。

　　可憐的將軍，在丟官又遭受解甲後，並沒有再次地蒙受命運之神的眷愛，甚至惡運連連、無日無之。最令他痛心疾首的或許是，之前蓬萊米傳染給他的梅毒，隨著官運的亨通，以及經常有拍馬屁的屬下進貢「狗鞭酒」之類的聖品讓他補身，因此毒素在他體內潛伏多年並沒有發作。而萬萬想不到，在丟官後情緒受到巨大影響的當下，梅素竟死灰復燃，毒素不斷地在他體內蔓延、擴散，甚至一發不可收拾，真是應了俗諺：「惡人自有惡人磨，蜈蚣碰見蚰蜓螺」。於是在病入膏肓的情境下，終於走上黃泉路。任誰也想不到，一個堂堂正正的革命軍人，一個蒙受黨國栽培的將軍，最後並非戰死在沙場，而是因酒和女人而亡。

　　不可否認地，台灣一些在風塵打滾的性工作者，多數已知道金門特約茶室的營業環境，以及來金謀生的管道。於是她們自願承受心靈與肉體的雙重苦難，冒著砲火的危險來到這座小島討生活。即便金城總室及各分室總共只有一百六十五個房間，但數十年來，在「迎新送舊」的情境下，少說亦有數千位從事性工作的侍應生，曾經來到這座島嶼為三軍將士們服務。首先，她們必須面對那些在這座島嶼等待反攻大陸的北貢兵，除了解決他們的性需求外，亦可減少駐軍與當地婦女衍生的感情糾紛；更可避免軍人因壓抑的性無處發洩、而以暴力強姦在地婦女的失控行為。儘管她們背井離鄉，冒著砲火的危險隻身來到這座小島嶼純然是以賺錢為目的。但若以祥和安定的社會層面而言，她們對這座島嶼的貢獻則不容小覷。至少可減少當地婦女無端地遭受非理性軍人的蹂躪和禍害，這是身為金門人必須體認的事實。

　　固然，軍人必須有健康的身心、強壯的體魄，才能夠「打倒俄寇，反共產；消滅朱毛，殺漢奸。」彼時早晚點名必唱的：「大哉中華，代出賢能，歷經變亂，均能復興，蔣公中正，今日救星，我們跟他前進！前進，復興！復興！」這首莊嚴神聖的〈領袖歌〉，其嘹喨的歌聲迄今仍然在我們耳際繚繞。可是帶領他們出來的「蔣公中正」已客死異鄉，再也不能成為他們的「今日救星」。在反攻大陸無望時，屆齡又要遭到解甲的命運，因此，多少老兵在夜深人靜時含淚低吟：「海風翻起了白浪，白雲瀰漫著山旁，層雲的後面就是我的家鄉……。」或是「我的家在大陸上，高山高流水長，一年四季不一樣，春日柳條長，夏日荷花香，秋來楓葉紅似火，寒冬飛雪過重陽……。」當他們懷抱的美夢破碎時，又有誰能瞭解到他們內心的苦痛，以及少小離家老大不能回的思鄉情愁？每每看到他們搖頭感嘆惘然無助的神情，以及無語問蒼天的悽愴心境，想不教人悽然淚下也難啊！

　　自從大陸撤退迄今，多少老兵的屍首深埋在異鄉的土地上，成為無主的孤魂野鬼，這不僅是大時代的悲歌，也是那些有家歸不得的老兵心中永遠不能撫平的傷痛。即使公部門曾結合民間善心人士力量，聘請高僧為他們舉辦水陸法會，但是否真能撫慰他們的亡魂？或是讓他們的魂魄回歸故里？誰也不得而知。試想：他們一生忠黨愛國，隨著國軍部隊南征北討，而後撤退到這座離家最近的小島上，等待反攻大陸的號角響起，好衝鋒陷陣、收復河山回家去。無奈一等數十年不能如願，他們內心的苦痛非三言兩語可道盡，甚至大部分均已隨著年華的的老去而凋零。我們不得不為在這塊土地上殉難的老兵，流下一滴滴悲傷的淚水。

　　即使〈老毛〉這篇小說並非是全部老兵的寫照，然其有家歸不得的心境則是一致的。或許較幸運的是他退伍後，在偶然的機緣下與侍應生古秋美結成連理，而後定居在這座小島上，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不管古秋美之前生下的孩子是那位恩客播下的種子，但老毛始終把他視為已出，孩子長大後亦懂得反哺，也因此而死後他的香煙有人來延續，神主牌有人來奉祀。類此，似乎也是少數在異鄉覓得終身伴侶的老兵，內心最感安慰的地方。但這種例子與撤退來台的數十萬老兵相較，仍然相形見絀。

　　金門地區自民國四十五年六月起，即實施戰地政務試驗，直到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始告終止，前後長達三十六年又五個月之久。其間不少鄉親因不知戒嚴軍管的利害關係而一時失察，或說錯話，或寫錯字，或誤觸法網，竟被金門防衛司令部依「戒嚴時期懲治叛亂條例」移送軍法究辦。讓人不可思議的案例是：某鄉親在候車時因一時無聊，用撿來的粉筆在金城客運公司經營的「公共客車」前端寫上「人民」兩字，成了「人民公共客車」。原本只是基於好玩的心理，但卻被有心人士密報，認為「人民」兩字是共匪的「慣用語」，且明目張膽地在公共場所書寫，有「為匪宣傳」的意圖。於是情治單位拿著雞毛當令箭，不分青紅皂白立即予以逮捕，並由武裝士兵押解到「金防部南門新生隊」偵訊、刑求。復押至警衛營羈押百餘日，過著暗無天日非人道生活，再以「叛亂」罪名移送軍法審判。

　　雖然軍事檢察官偵訊後，依據「戰時陸海空軍審判簡易規程」及「懲治叛亂條例」以「叛亂罪」把他提起公訴，但世間畢竟還有公理的存在，在軍事法庭審判官明察秋毫的審理下，認為「被告並無為匪工作之事證，與首開法條不合，應予諭知無罪，以昭平允」。然而，縱使還給他清白，但其受創的身心與戕害的人格尊嚴則難以彌補。在戒嚴軍管時期以及戰地政務體制下，類似如此的「政治冤獄」不知凡幾，這非僅是受難者的悲哀，也是島民的不幸。可是時至今日，又有那位在朝為官的浯島俊傑或中央民代，膽敢站出來替他們說幾句公道話，或是替他們爭取一點補償來撫慰他們創傷的心靈？

　　儘管政府訂定「戒嚴時期人民冤獄賠償法」，可是在爾時那個「想抓就抓」、「想打就打」、「想刑就刑」、「想放就放」的威權時代，單行法剝奪了島民應享的權利，高官的一句話就是命令，誰膽敢不服從？試想，又有什麼文件可留存下來當證物呢？因此在舉證困難的情由下，受難者想依法申請賠償談何容易，說它是緣木求魚一點也不為過。故而，它也是促使我根據那份判決書，書寫〈人民公共客車〉這篇小說來記錄這段歷史的原委。如此，不但能讓後代子孫瞭解到戒嚴軍管時期的恐怖，亦可讓他們感受到三十餘年的戰地政務試驗期間，島民身心所遭遇到的苦楚和災殃。

　　重新審視這幾篇作品，縱使仍有待加強與改進的空間，可是當初創作時的那份心境，迄今仍然在我心頭蕩漾。因此，我必須保留之前創作時的那份質樸，不想更動文中的任何一個章節或詞句。設若爾時沒有在金防部政戰部承辦過福利業務，沒有接觸到那些為十萬大軍服務的侍應生；沒有到過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沒有親眼目睹將軍醜陋的面目；沒有老毛和古秋美這對露水夫妻，沒有看過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度潭判字第七○號那份判決書，豈能憑空想像出這幾篇作品的人物和故事？故而，我認為這幾篇作品必有它的可讀性與時代性。儘管小說可以虛構，但卻不能與時空背景及常情常理相違背，倘能有如此的體認，即便是虛構的故事，讀來也會有一種真實感。現下把它們聚集在一起，成為一本名符其實的小說集，復以全新的面貌來呈現，似乎並無悖謬之處，亦無矇騙讀者的意圖。

　　整理好這本書，老家楓香林區的楓葉已由翠綠變成紅色。轉眼，又是落葉飄零的時節，亦是自己人生歲月日暮途遠的黯淡時分。然而，無論是人生七十古來稀，或是人生七十才開始，於我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即便人生七十近在眼前，但對我而言則備感遙遠，是否能幸運地抵達終點仍是未知數，豈敢輕言人生七十才開始。因此，我必須把握當下的每一個時光，趁著太陽尚未西下時刻，運用上天賦予我的智慧和毅力，在這塊歷經苦難的土地上努力耕耘。不管種下的果樹往後能採擷到多少果實，不管來日是否能感受到收獲時的喜悅，對我來說已毫無意義可言。我依然會堅持當年投身文學的初衷，以一顆誠摯而熾熱的文學心，與這塊歷盡滄桑的土地相偎倚。縱使在文學領域裡，我書寫與傳承的只是個人的心靈特質，以及對島鄉人、事、物的關注。可是我仍然深信，當四十餘年的筆耕生涯劃下句點，當生命遭受歲月的腐蝕而歸零時，我的作品依舊能在這塊生我育我的土地上流傳，故而，我又有何遺憾可言？屆時勢將含笑地走向另一個美麗的新世界，展開我神遊安樂國的另一段旅程……。